克莱熊

头衔拿掉之后还剩什么

高中时到美国留学，伯克利的课堂把克莱熊推向了经济与传媒双专业。最初想做传媒，做记者，也在电视台实习过，后来发现那条路并不适合自己。伯克利就在硅谷附近，学校里的创业协会让她接触了大量投资人，担任伯克利华人创业协会主席期间，邀请过不少国内基金的投资人到校园分享。毕业后没有投过简历，直接加入了一家硅谷美元基金做投资，一做就是两年半。

二十岁出头做早期投资，短板很快露出来了。没有工作经验，对行业缺乏深度理解，也看不清创始人。克莱熊在节目里说自己连渣男都看不清楚。年轻投资人很难拿到反馈，投委会大多闭门进行，年轻投资人甚至没有旁听机会，不知道一个项目为什么投，又为什么不投。一个项目要过五年到七年才知道成败，成功与否还常常带有运气成分。天使投资被形容为概率游戏，天使投资的成功率基本只有百分之一，甚至可能更低。

离开投资行业后，中国的一段 B to B 软件经历换了判断标准。做智能客服的那段经历让她看到，中国市场做软件收费并不容易，价格竞争也很激烈。于是选择下一份工作时有了一个明确标准，既然要做广告，就去做广告最好的厂。疫情期间同时读了牛津和莱斯两个工商管理硕士。第一年学校允许线上上课，卡住了这个时间差，早上在牛津上线下课，下午再上休斯顿时间的线上课，每天的时间被切得很碎。读完硕士，通过校招进入谷歌，做移动端广告的客户成功工作，帮助大客户做战略性增长。读硕士最大的收获不是课程本身，而是同伴学习。接触到了圈子之外不同背景的人，打破了科技圈的泡泡，也补上了会计和金融的基础课。美国同学目标感更明确，一入学就开始找实习，英国同学则相对从容，很多人已经在原来的行业有了很深的积累。

谷歌给了很长的学习期，新同事有六个月时间不需要产出，只用学习。从零到一重塑广告知识体系的过程就发生在那六个月里。平台效应也是在谷歌学到的，理解的平台不是只把一个点做深，而是把产业链上的布局组合起来，在整合时产生更大的价值。逆向看大厂布局的方法同样来自谷歌，找出大厂不愿意做的小缺口，那里可能就是创业公司的机会。

离开谷歌的原因并不复杂，一是希望换一个地理位置，二是工作开始有了螺丝钉感。克莱熊觉得自己不是安于现状的人，而是一个生活体验派，喜欢折腾和尝试不同的事情。当能看到自己的天花板在哪里时，就会想做改变。离开谷歌后去了 TikTok，做广告产品战略，希望看到更广的业务范围，上升到更高的战略高度。在 TikTok，确实打开了不同产品线的视野，也看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。谷歌更注重长期发展，不太着急卡考核指标，TikTok 的节奏则快得多，团队构成也以国内转过去的人为主。在谷歌学到的产品和平台思维，在看用户保护和广告主时仍然用得上。但两家公司的节奏完全不同。谷歌有六个月的学习期，TikTok 则是一个月没有产出，老板就会找人谈话。

做每一个离开判断时，用的都是一把相同的尺子。看下一份选择能不能给未来带来长期复利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哪怕短期有损耗，也会去做。离开 TikTok，是因为特别想去做创业，在那个时间点也发现了不错的机会。没有选择困难症，想清楚一二三四，就会去做。

现在在硅谷创业，精力被放进一个四象限模型，横轴是投入的时间和精力，纵轴是复利，也就是产生的结果。高投入高复利的格子是战略性投入，放的是创业，占到百分之八十的精力。低投入高复利的格子是已经形成稳定自动化模型的系统，只要保证系统不出问题，大约占百分之五的精力。低投入低复利的格子留给探索，大约占百分之十五，万一某天它能长成高复利的事情。高投入低复利的格子是坚决不做的事。

对大厂人的建议也很直接，面对想从大厂去创业公司的人，克莱熊说自己都不建议去。不要一上来就做很大的转变，比如辞职后马上开一家店，那样风险太高。主张先做最小单位的测试，测试成功之后再做大的决策。这种做法叫做最小可行产品思维，提前把测试和安全选项铺垫好，再行动。

人生体验清单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补齐。在投资人那边的桌子坐过，也想在另一边的桌子坐一坐，想尝试早期创业公司，成长期的创业公司，上市前的创业公司和大厂。如今这些环节基本都体验过。做自媒体在目前的模型里还放在低投入低回报的格子，因为没有在上面花太多时间，但它保留了一个长成高复利事情的可能。也想清楚了自己什么时候还会回大厂。只有两种情况会让她进入大厂，第一是自己创业的公司被大厂收购，第二是当已经没有太多的事业追求和财务压力的时候，进去养老。头衔拿掉之后，留下的不是一家公司的名字，而是一套判断方法，看长期复利，看投入产出，看自己到底想体验什么样的人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