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arlie

没得选时也要走出选择

2022 年端午节，陵水的冲浪活动刚结束，查理回到住处就收到了裁员消息。去之前，心理预期已经有了，预防针也提前跟父亲打过。父亲那一代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经济上升期，没有经历过裁员，并不理解这件事，听到消息后只发来一个哭脸表情。毕业即高峰这个说法，查理并不认同，因为毕业后一直在找工作，阿里在他眼里更像是退路，而不是高峰。

时间倒回美国读书的六年。本科加硕士，杭州人查理在美国读了六年书。一开始学语言学，不是因为语言学能直接换成一份工作，而是因为从小英语最好，对语言本身有兴趣。高中时还学过法语和日语，背托福和 SAT 单词时，办法不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硬背，而是查词源，把词根词缀切开，看语言怎么演变。好奇心满足之后，好玩不足以成为专业这个判断出现了，于是方向转了。

自然语言处理成了新方向，理由是人类解决语言问题的方式已经变了，不再需要语言专家一个一个去人工解决，而是让机器去处理人的语言。机器翻译是自然语言处理，情感分析也是自然语言处理。查理的解释很简单，自然语言处理就是让机器去处理人的语言。大学里至少学过一点编程，会用 Python，也会日语，这些看起来无用的积累，后来都在工作中派上了用场。阿里做的也是这方面的工作。2021 年，通过校招，查理进入阿里，在跨境电商部门做选品相关的算法工程师。那时对自己的工程能力并没有十足把握，拿到算法岗位的录用通知时，兴奋和心虚是同时存在的。

在阿里学到的第一件事，是把学生思维转换成工作思维。第二件事是眼界的拓展，阿里的业务线非常多，各种职能和产品线的人都能接触到。第三件事是人格的培养。大厂的招人文化后来被查理总结为很像即插即用，招进来就要马上能用，这在他看来就是把人当耗材。另一面也被他看到了，钱多的地方才会有斗争，因为蛋糕大了，有东西可分，大家才会去抢。钱少的地方没有必要争，反而一团和气。

离开并不是一次主动的转身。在美国读硕士时正赶上疫情，毕业时美国就业市场还没有放开。2021 年 2 月正式毕业，到 5 月，学生签证的九十天失业期用完了，必须回国。很多公司查理都投过，中国公司的招聘大多要留中国手机号，而中国手机号已经停机，只有阿里一家能把电话打到美国手机号上，于是在美国只能面阿里。回国之后，一家上海的咨询公司也面过，但开价只够在上海刚好经济独立，阿里给的算法岗位和平台更有吸引力，最终去了阿里。

裁员之后，空了半年。原本想去新加坡做技术咨询，因为签证原因没有和雇主谈妥，远程工作期间反而开始焦虑。第三个月，也就是 8 月，对方要得特别急，要去顶替一个离职员工的岗位，但那个技能还没有，需要学习时间。焦虑的顶峰在 12 月底，对方说要查 headcount 和预算，确认能不能容下他。那几天真的慌了，怕又要重新找工作，也怕空档拖得更长。回国之前，波士顿一家没有融资的初创公司还有过一段没有薪水的实习。从一开始就知道没有薪水，也有情绪，因为对方催得特别急。那段时间被查理理解为拿时间和精力换经验，实习本身带来了技术上的增长。2023 年初，杭州一家做电力巡检的机器人上市公司成了下一站，做了两年算法工程师。

2025 年，查理入职一家大型央企，部门是刚成立的具身智能部，现在做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算法。在小公司做这件事，要担心公司能不能活下去，业务线会不会在降本增效时被砍掉，回到上一代技术就可能脱节。在国家队做这件事，投入是坚定的，不用先担心生存问题。说起这份工作，查理说得很清楚，公司选了我，不是我选了公司。是工作挑我，不是我挑工作。这句话不是抱怨，而是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总结。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所经历的事情都是时代的馈赠，时代的风口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的，不是我选的这个位置上，这是查理的原意。

选择本身也有自己的看法在查理这里。人生百分之八十的关键决策其实没有标准答案。最痛的不是选哪条路，而是没得选的时候，怎么把选择的动作做出来。创业梦没有，也不想当一号位。看得很明白的是，再来一次，最需要改变的不是技术，而是怎么做人。做人这件事，要自己摸索出来，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。

公司的福利也有自己的标准在查理这里。福利不是下午茶，电脑，工位，房补和食堂，这些都可以折算成钱。真正的福利，是公司有没有给学习和成长的空间与时间。小公司的难处也被他理解，小公司没钱招有经验的人，只能自己培养，又开不出高薪留不住人。大公司则因为开得起高薪，可以招直接能用的人，于是更倾向于不培养。钱被他分成三笔来看，主业，副业和投资理财。现在有主业和投资理财在跑，副业还没有，因为担心赚钱的副业太分散精力。如果真的要说副业，更看重的是帮助别人。在社区里帮助别人，利他也是在利己。也许等到被裁员的那天到来，曾经被帮助过的人，还想着继续找他干活。选择自由在查理看来不是从两个录用通知里选一个，而是在自己的主业之外，给自己找出第二条路。没有最优解的时候，动手走下去，就是选择。